客观、理性=中立？

由于我们缺乏真正的逻辑辨别能力，但是又拼命想努力保持所谓的“客观”，所以就简化出了一种“中立”的处理方法。比如说，A有一个+100的观点，B有一个-100的观点，这时候C看到了他们的争论，由于他没有能力去判断A和B的观点究竟分别有多少理性依据在其中，于是他就保持0的观点，他认为这样就达到了所谓的客观。

中立病

以前，出了个事儿，敏感，不让说
一个美国人，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得了中立病，她想：我得拍个片子
美国人的片子拍出来了，她认为段祺瑞是不对啦，刘和珍也未必好，总之要中立
国内的人千辛万苦下载到了，于是看，段祺瑞很丑恶，刘和珍形象也很丑恶
他想，美国人拍的，应该偏向刘和珍，所以我要在片子和段祺瑞间保持中立
于是他就更偏向段祺瑞了，而时常咒骂刘和珍把学生给煽动了
一个聪明的人看了他的博，心想，他都看美国人的片了，一定是偏向刘和珍啦，不行，我得在他和段祺瑞间保持中立
于是他就更更偏向段祺瑞了，他甚至怀疑刘和珍简直就是耍了个阴谋
后来很多聪明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敏感的事儿
他们统一下来的版本是：很善良的段祺瑞被刘和珍忽悠，刘和珍偷鸡不成蚀把米把自己给被自杀了
但是香港人不这么认为
于是全国都笑话香港人傻逼坏了

这个故事的现实版是这样的，10年以后，刘和珍的同校校友从来没有在校志上看到过这件事情，鲁迅在教科书和一切可以审核出版的书上都看不到影子，好像这些人这些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偶尔会有几个人记得当年的318，偶尔会提起这件事情，说惋惜的都被当成疯子，当然租界的报纸会提起这件事情，而且每年租界都会有纪念大会。北师大十年之后的精英通过租界的报纸知道了一点点事情的过程，普遍认为刘和珍和杨德群是神经病，是为了出风头，所有318的参与者，被整肃的那些都是些loser，是这个社会堕落的根源，是我们被日本人欺负的根本原因，如果活到这天，刘和珍一定是汉奸。这群傻b精英还会要求租界的报纸还我们公平和正义，免得被帝国主义利用。北师大的学生每过1年就集体发疯一样的要求帝国主义就这个问题对段琪瑞的人身伤害道歉。
偶尔会有个北师大的广告栏，大家会借着广告的机会说几句话，有学生会的人会跑出来在广告后面加上一句：你是不是觉得当年只要用枪打学生无论什么原因都是错的？
后面有人用铅笔写着：是的。然后后面的回复是：你脑子不清晰，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段琪瑞是很有经验的，没有他，你现在还是个精子。在后来，北师大的教导处发现了这个广告，觉得还是不对，于是撕了这张广告.

“中立”如何取代判断

刚刚看到的一篇文章名叫《中立病》。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启发，使我对“五毛党”数量因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由于我们缺乏真正的逻辑辨别能力，但是又拼命想努力保持所谓的“客观”，所以就简化出了一种“中立”的处理方法。比如说，A有一个+100的观点，B有一个-100的观点，这时候C看到了他们的争论，由于他没有能力去判断A和B的观点究竟分别有多少理性依据在其中，于是他就保持0的观点，他认为这样就达到了所谓的客观。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听到别人讨论时事的时候冒出所谓“哎呀，X国也是XXX”“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等固定句式，这些万用模板可以用到任何讨论中去，就像马哲达人周旭昆老师的万用辩证法一样。但是，它们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这些人，还发明了一个词叫做“偏激”，扣给所有不愿意和他们一样患有“中立病”的人。但我们仔细考察“偏激”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有问题的说法。如果事实就是+100，那么采取+100的看法不叫偏激，叫符合事实。相反，这时候采取0的看法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偏激”。但他们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的观点里，任何时候采取0的态度都是理性的，都是牛逼哄哄高人一等的无比理性。

这样就更加强化了“五毛党”存在的必要性。比如说，当局想让我们接受+100的观点，那么他雇了一万个人去散布+100的观点。当一个人看到一个+100和一个0两种观点的时候，他想，我要客观，要理性，要中立。于是他有了+50的观点。他又看到了一个+100，他想，我要客观，要理性，要中立。于是他变成了+75。又来了一个+100，又来了一个+100，又来了……于是，在他的中立方法论下，他就无限趋向于+100了。

或者，他同时看到了一万个+100和一个0，他仍然要中立，担难免加权么。而他自己本身又成为了一个新的观点提供者参与了其他人的判断过程。但他已明显偏离了0。于是，在强大的人数优势下，并且在“依法管理”的言论市场中，当局很容易把不具备自我判断能力的人群的态度拉离正常值。

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缺乏逻辑训练的另一个 弊端就是在中国，我们常常混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这也给了五毛们可乘之机。因为事实判断是需要大量理性论证的，而五毛党队伍的自身素质制约着他们执行这么高难度的任务。而且他们本身所从事的宣传工作从本质上也是违背事实的。但是价值判断是不需要理由的，价值判断只需要作出声明就可以了。于是五毛们可以一拥而上，以“扣帽子”“表忠心”“祈使句”的形式对网民进行价值判断的洗礼。进而达到他们本身被赋予的“使命”。

比如说，“扣帽子”就属于一种价值判断。“社会主义好”属于价值判断，“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好在哪里？能否一直好下去？”属于事实判断。再比如，“汪精卫是坏人”是一种价值判断，如果我们追问一下的话，就成了“汪精卫是汉奸，汉奸是坏人，所以汪精卫是坏人”，乍看上去挺像三段论，好像是事实判断。但汪的夫人陈璧君有不同看法。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我不是说赞同陈的说法。我只是认为，对价值判断多问几次，将价值判断解构到事实判断的层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本来面目模糊的事情。就像陈璧君，对“汪精卫是汉奸”的事实判断提出了异议，并给出了自己的论证。这就促使我们要么接受她对我们既有印象的颠覆，要么对“汪精卫是汉奸”或者“汉奸”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思考，继而利用基于事实的论证反驳陈的说法。无论怎样，都有助于我们认识的进步。

再比如，“和平演变”也是个似是而非的词。我们提起“和平演变”就好像阴险狡诈罪大恶极，仿佛这是人世间最邪恶的思想。但在这种统一的价值判断下，我想问：为什么不能让代表了“和平演变”的那些思想在媒体上自由流通，让我们也好见识其险恶用心从而更好地批判它呢？让别人的文化和所谓“我们的传统”都放在群众面前，让群众自由选择如何取舍不是更加“人民当家做主”么？为什么要严防死守呢？他说：那是坏的，你不要接触。于是我们就将自己的判断权交给了最霸道的保姆。

另外，达赖的问题也是同样典型的例子。我常常就奇怪，有些同学，没有听过达赖的任何演讲，看过达赖的任何文章，对达赖的主张没有任何第一手的认识，但提起其人就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要说起来也简单，他们习惯了被别人给结论，而放弃了自己判断的机会。“达赖是坏人”是一个价值判断，我们需要追问：达赖怎么就是坏人了？因为他主张分裂。这里就可以两条线发问了：一，为什么说他主张分裂？除了当局这么告诉你的之外，有什么依据？二，主张分裂为什么就一定是坏人了？有没有可能主张分裂但不是坏人？好坏的依据能否单单依据主张分裂与否来判断？

这样的话，将价值判断一层层解构到最基本的事实判断上去，五毛们声嘶力竭的呐喊或许会不再那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