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五四，就有青年和老青年在哀嘆“五四精神何在？”。其實一直都在，根本不存在“共產黨盜五四之名”的情況。五四无非是一场所谓的爱国运动，由于其内核中对个人这个概念的淡漠甚至刻意的模糊。导致其另一附生品民主和科学的最終無可逆異化。今天早上，看到曹長青寫道：
“僅從共產黨、國民黨都歌頌、推崇五四這一點，這個運動就值得質疑。按照西方文明的基本價值‘個人自由，個體權利’來衡量，應該說，這是一場煽動集體主義，走向集權主義的運動，它為國共兩黨的專制，奠定了基礎。”
我很認同這一說，在全盤了解了五四的宏面和細節之后，應該可以這么說：五四的民主和中共口中的民主最為類似。
“反帝反封建”的可利用性
正如許多意見遮遮掩掩的人士為六四做的辯護“愛國反貪運動”一樣，五四在動員階段，和兩個先生是不著邊的，那是一場“愛國反帝”的運動。即使當年傅斯年那群人和王丹他們一樣，也是“別有用心”之屬。也決不能說五四可以算得上一場根植于文明啟蒙的活動。最早的那群參與者，倒是頗有義和團的遺傳。直到“五大臣留洋”五四的學生們才有坐下來思考者。廣場效應導致最后運動的豐富多彩和廣泛反應。我還在一本民國逸事類的著述中看到，還有日本人在那時開壇大講“我們黃種人應該如何如何聯合對抗白人殖民者”這或者可以稱得上是東亞共榮的一種初級啟蒙。可見，運動之中，各種思想一時爭鳴，勝利的路卻已經顯然了——就是孰長弄潮民粹與孰敢夸口個強國的斗爭。
但當時太多的中國文化人為愛國這個群體主義（而非保護個人權利）的口號瘋癲，只要是為了所謂人民、國家，怎樣犧牲個體，都在所不惜；而且什麽手段都可以使用。從五四的火燒趙家樓，就可依稀看到後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實為暴民）運動的燒殺火光，更可看到文革紅衛兵打砸搶的刀光劍影。共產黨就是這樣一路以“為國家”、“為人民”的群體主義口號，發動群眾，暴力革命，最後奪取政權，實施集權統治。 另一明顯的事實是，陳獨秀和五四，煽動起無數早期共產黨人的造反激情，成為中共誕生的接生婆。兩年後共產黨就成立，絕非偶然。毛澤東就說過，對他來說，陳獨秀“也許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甚至稱陳是“思想界的明星”，高喊過“我祝陳君萬歲！”所以，當陳獨秀等人成為五四的主要精神領袖時，這場運動的性質就已決定，它是一場促成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的運動，是給中國人帶來共產專制的開端。
當年不管兩個先生發出了什么聲響，“反帝”才是第一口號。“反封建”的意思是不要皇帝，這東西不便明說的內涵其實是“皇帝自己做”。能最好的把這種潛性內涵發揮到極致的，非支共而其誰？對文化的自省，無非是一個“打倒”，打倒了孔，又拒絕學歐。那么結果就是——自以為是的人找到些最自以為得計的東西。和現在的形式完全一模一樣，有所謂反共復華的【以輪子為首】.還有和支共互較誰把民族主義大旗舉得高的，四海之內、怪物層出不窮。反孔教這件事和這個方式，本身反而是非常傳統的中國的行為，絕無什么本質的西化進步。其相類者無非古代“仁君”得了天下，于是把阿房宮們付之一炬。有人說臺灣比支那好在于對傳統的保持，孰不知，對之前的諒解，才最是中國文化缺少的部分，換言之，破四舊的紅衛兵們才是真正正統的群體。
中國的問題主要出在自身∶傳統文化中缺乏自由、尊嚴、個人權利等價值。成為一代代封建王朝御用文化的儒家文化，是根植在集體主義價值基礎之上的。這還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以中國本土文化看，沒有任何一種強調個體的思想。在一個極需引進西方個人主義思想、個人權利意識，從根基上反省中國落後的原因之際，中國知識份子卻去煽動反帝，排斥和拒絕西方的先進制度。這場“反帝”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狂熱，至今仍是共產黨繼續一黨專制的靈丹妙藥，因為民族主義既是共產黨熱衷的集體主義、集權主義的最堅實基礎，也是最有力工具。他們以此排斥西方文明、建立黨天下，用“我們和他們”、“中國和外國”的對立，來混淆正確和錯誤，真實和虛假。
先引曹長青的兩段敘述
●胡適也支持社會主義
反封建，則更有迷惑性。既然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封建糟粕，怎麽能不反呢？但陳獨秀們的反法，只是反了表層和枝幹，在反了裹小腳、包辦婚姻之類的同時，反掉了許多人類共識的基本道德禮儀，卻沒有反傳統文化中的真正核心價值∶集體主義，集權主義，反而強化了這個部分。這就像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也是高喊 “反四舊”，要打到孔家店。其結果是∶在摧毀了人類基本道德準則的同時，比過去更加倍地泯滅個體價值，因此更強化了國家和集體權力，最後比任何一個朝廷的皇帝都更加暴政。
正因為反封建這個口號，除了反掉了哪個文化中都有的基本的人類行為準則和操守等，卻沒有觸動集體主義、集權主義這個最重要的根基，所以當同樣是建立在集體主義、集權主義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被引進中國之後，幾乎沒有受到理論上的任何挑戰，立刻在知識分子中得到了一拍即合的廣泛呼應；甚至連胡適都是反對資本主義，支持社會主義的。更不要說當時以及後來的中國文化名人們，幾乎異口同聲都是主張國有經濟，反對私有財產、市場經濟這些保護個人權利的根本。所以反封建這個口號，只反掉了傳統文化中的部分道德倫理，卻在事實上千百倍地強化了封建主義的根基。
五四還喊出民主和科學的口號。且不說在反帝反封建這種激昂的主旋律下，這兩個口號只不過是漂亮的陪襯，即使沒有反帝反封建之說，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提法本身也是極為空洞、甚至不著邊際的。科學是一個哪個黨派都可喊的口號，隨著人類的進步，科學的路總是要往前走的。哪個獨裁者都可以打著科學的旗號強化其統治、泯滅個人。毛澤東不是為了造原子彈可以讓每個人勒緊腰帶嗎。●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都無“民主”
“民主”是個一言難盡的口號，它也是任何人都可以用來做工具和武器的東西，就像“反貪腐”一樣。共產黨也是一路打著民主的旗號統治到今天的。但美國起草獨立宣言和憲法的先賢們，卻很不喜歡用“民主”這個詞。《獨立宣言》全文沒提到“民主”。而譯成中文長達一萬多字的美國憲法，甚至通篇都沒有“民主”這兩個字。這絕不是疏忽，而是美國先賢們經過多年討論、辯論之後的一個非常清楚的共識。奠定美國基礎的這兩個最重要文件，全部強調的是保護個人權利，而不是多數裁決的原則，更是要避免暴民政治。美國先賢當年沒有提到民主和科學等，只是抓住“個人權利”這個根本。一切國家體制的建立，都以保障個人權利為最高目標。在保護個人權利這個根本之上，最後才會有真正民主機制的確立。如果說只用兩句話概括美國強大的原因的話，那就是美國重視並實踐了這樣的原則∶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個人權利。也就是確立個人主義的價值，以人為根本。杰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強調人的三大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都是指個人。中國的五四們，沒有從這樣的保護個人權利的根本價值出發，所以，民主科學喊了半天，只能走向不著邊際，最後經由集體主義走向集權專制。
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一般都認為是陳獨秀和胡適。五四爆發之前，他們倡導的以推廣白話文、爭取個性解放為主的新文化運動，是有相當積極意義的（但局限在要民主和科學上，其理論基礎不僅薄弱，而且非常偏差），但隨後以胡適為代表的模糊的推崇西方自由主義的觀點，迅速被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清晰的一系列革命理論所壓倒。所以事實上，陳獨秀起的作用明顯遠大於胡適。毛澤東曾兩次說過，“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這代表中共的看法∶ 陳是主要領導者。陳獨秀當年辦《新青年》雜，鼓動五四風潮，主要是煽動民眾運動，後來更明確鼓吹革命。
陳曾明確提出五四有三大精神∶愛國救國，直接行動，犧牲精神；並呼喊人民非得“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這三大精神，都是強調群體主義，更是煽動暴民運動、造反革命。結果狂熱的學生以愛國的名義，衝進政府官員的私宅，砸家燒屋；抓到外交官群毆。只要是“愛國”（集體主義），什麽法律都可踩在腳下，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犧牲品。 這其實是當代憤青運動的樣板，和哪怕成熟公民運動的雛形都是無法相提并論的。而且，這樣的形式具有不可進步的特質——果不其然，很快一世紀不到，這樣的“民間”，已經順順利利的被政府操控了。
中國的歷史是不是在九十年前那個充滿了相似的時刻就已經停滯？這是一部分絕望者的懷疑。但是不變的是五四這樣的事件的產生的爭議仍在。很多很多的事，可能并不產生進步，但是可以產生討論。這是五四和六四最大的意義。共
產黨看準了機緣，一下借以攀登到中國權利的頂峰，當年曇花一現的德和賽，曇花一現的自由和爭議，已經僅僅殘存一縷。不說是時無窮之多的主張和主義，勿論無窮之多的實干和踐行，也不論當年的西話亦或當年的白話，無一幸免被集體所發出震耳欲聾的“反”字淹沒，再在潮水里面露出小荷尖尖，已經不知道何時人間。尤記一個紀錄片里希特勒在臺上手舞足蹈，一時臺下的各派人士喳喳碎語，但是當《德意志高于一切》響起，前途就再沒有別的選項……這種悲哀，唯在對五四們的否定中或可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