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州在五代时期的南方小国中，初期只是小小闽国的首府，后期也不过是小小吴越国的边疆州。但在这两个时期内所扮演的角色的转换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它在南方诸国地缘政治中的作用，都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番。而本文便是对这一特殊的区域，特殊的时刻，所发生的特殊的事件进行初步的研究。
关键词：福州 闽国 吴越国 南唐 战役 地缘政治
引言
五代十国时期，在南方诸国中，由于疆域交界的情况很多，使得地缘关系非常复杂。特别是各个边疆州的方位，及其地理条件，它们的得失，直接决定了一个甚至数个政权的兴衰。而处于闽国东北，身为闽国曾经的政治中心的福州，就在王闽政权灭亡后成为了这么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地方。对它的控制与否，直接关系到吴越、南唐，以及清源军，这三个政权的国防政策走向。因此，对闽国灭亡后福州最后的归属进行一番研究，能够更好地认清南方诸国地缘政治的大概。
一 作为闽都的福州
唐末黄巢起义刚刚平息，蔡州秦宗权之乱又起，光州固始人王氏三兄弟乘乱随刺史王绪南下。王氏兄弟在一场军变中夺取了王绪的军权后，逃至泉州，驱逐刺史廖彦若而占据其地，以为基础。随后，数年之内，又乘福建观察使换任之际，攻克福州。进而，“尽有闽、岭五州（福、建、泉、漳、汀）之地。”[1] 随后，王审知又因为“梁朝开国，累加中书令，封闽王。”[2]从此，建立了闽国，并以福州为首府，号“长乐府”。
于是，从后梁开平三年（西元909年）四月“庚子，以王审知为闽王”[3]开始，到后晋开运元年（西元944年）三月乙酉，“文进、重遇使拱宸马步使钱达弑（王）曦于马上”[4]，王闽绝王为止，福州作为王氏闽国的首府，一共发挥了35年的作用。期间，由于王氏内部争权夺利，而导致福州受到重大军事威胁的事件，发生过两次。
其一，后唐天成元年（西元926年），王审知之子王延翰即位后，受到“自审知时与延翰不叶”[5]的王审知养子建州刺史王延禀，以及对延翰的任命不满的延翰之弟泉州刺史王延钧的合军进攻。史载，此年“十二月，延禀、延钧合兵袭福州。延禀顺流先至，福州指挥使陈陶帅众拒之，兵败，陶自杀。是夜，延禀帅壮士百馀人趣西门，梯城而入，执守门者，发库取兵仗。及寝门，延翰惊匿别室；辛卯旦，延禀执之，暴其罪恶，且称延翰与妻崔氏共弑先王，告谕吏民，斩于紫宸门外。是日，延钧至成南，延禀开门纳之，推延钧为威武留后。”[6]
其二，后唐长兴二年（西元931年），王延钧受到觊觎权力的建州刺史王延禀的进攻。史载，此年四月“癸卯，延禀攻西门，（王）继雄攻东门；延钧遣楼船指挥使王仁达将水军拒之。仁达伏甲舟中，伪立白帜请降，继雄喜，屏左右，登仁达舟慰抚之；仁达斩继雄，枭首于西门。延禀方纵火攻城，见之，恸哭，仁达因纵兵击之，众溃，左右以斛舁延禀而走，甲辰，追擒之。”[7]
综观两战，前次受到由来自泉州和建州的两支军队共同进攻，但实际上建州的军队利用沿闽江而下的顺流优势，率先攻破福州，泉州的军队因此乘其利而已。而后次，同样是由王延禀率领的建州军队，在5年之后再次进攻福州，却反而被福州军队击败。但究其原因，应该说是由于王延禀之子继雄年轻气盛，骄傲轻敌所致。而且，继雄进攻的是东门，但前一次战役中率先攻破福州则是从西门进入的，而当延禀再次亲自进攻西门时，却因为丧子之痛而在心理上把自己击溃了。
因此，可以说在福州作为首府的35年时间里，它的守备至少是不完备的。特别是，福州处于闽江的下游，一旦遭到从上游顺流而下的建州方面的军队的进攻，很容易会被率先攻破其西门，进而占领全城。
然而，当王闽政权灭亡，福州处于四战之地，成为吴越、南唐两国都极力争取的战略要地之后，却从一开始就发挥了其相当大的防御潜能。此为何因？下文将论及。
二 吴越、南唐对闽国的态度
王闽政权与钱越政权，历来保持着良好的睦邻关系，“贞明二年冬，王（王审知）与吴越为昏，吴越牙内先锋指挥使钱传珦来逆妇”[8]，从而建立了姻亲关系。历来在闽国内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也大都以吴越国为首先避难之地[9]。究其原因，则在于吴越国北面和西面一直处于“吴-南唐”政权的包围之中，只有积极通好南面闽国，并联合湖南的马楚政权，才有可能建立起共同防御机制，不被“吴-南唐”所兼并。后梁贞明四年（西元918年），吴、楚、吴越、闽四方对虔州的争夺战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我将另撰文分析之。
然而，一直以来，闽国内乱不断，使得它的邻邦，特别是“吴-南唐”不断有取闽国而治之的念头。吴国与闽国互为敌国，但一则吴国初得江西地，对其控制不够，轻易出兵闽地容易引起江西后方的动摇，二则闽国以奉事中原为务，若出兵，容易引来中原王朝对吴国淮南地的骚扰。所以，唐末五代初期吴、闽之间没有大动作。直到南唐代吴之后，中宗李璟自恃国力强盛，又恰逢闽国内乱，便有了窃取闽地的打算。而这时，吴越国也感到了紧张，对于南唐的动作以及闽国的国情便密切关注。
后唐长兴四年（西元933年）七月，建州土豪吴光因为闽国国计使薛文杰对其的聚敛，使得吴光率众出逃吴国，并求救于吴国信州刺史蒋延徽出兵建州。延徽知道建州对于闽国的重要性，因为一旦控制建州，福州便指日可下，所以不等吴国中央的命令便出兵建州。然而事实是，“蒋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诰以延徽吴太祖（杨行密）之婿，与临川王（杨）蒙素善，恐其克建州奉蒙以图兴复，遣使召之。延徽亦闻闽兵及吴越兵将至，引兵归；闽人追击，败之，士卒死亡甚众，归罪于都虞侯张重进，斩之。知诰贬延徽为右威卫将军，遣使求好于闽。”[10]
此次战役，虽然吴越国是作为闽国的后援一方的身份出现的，但没有直接参战的表现。可是此后，吴越国便开始正式关注闽国的前途问题了。其时，吴越国的统治者为文穆王钱元瓘，长兴三年即位。后晋天福二年（西元937年）四月，被中原册封为吴越国王，正式恢复武肃王钱鏐时期的王国体制。这时，身为闽人而出仕吴越的林鼎，也因为“国建，乃掌教令，寻拜丞相。”[11]不管林鼎的出任丞相是否考虑了其身为闽人的特殊背景，但至少在之后发生的又一场建州战役中，林鼎的作用不应忽视。
三 吴越国控制闽国的初步尝试
先让我们看一下闽国国内的情况：
后晋天福四年（西元939年）闰月，从王审知时期便效忠于王氏的牙兵——拱宸、控鹤两都——因为闽康宗王昶对他们的疏远，以及对康宗自己心腹宸卫都的亲近不满，而发动兵变，杀闽康宗，扶持王叔延义即位。于是，“延羲（义）自称威武节度使、闽国王，更名曦，改元永隆，赦系囚，颁赉中外。 ”[12]
而此时，任建州刺史的延义之弟延政已经在建州站稳脚跟，便开始向延义谋求更大的权力。一年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矛盾，《资治通鉴》卷282《后晋纪三》天福五年（西元940年）二月条载：
“闽王曦（延义即位后不久改名曦）既立，骄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寻旧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数以书谏之，曦怒，复书骂之；遣亲吏业翘监建州军，教练使杜汉崇监南镇军，二人争捃延政阴事告于曦，由是兄弟积相猜恨。一日，翘与延政议事不叶，翘诃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斩翘；翘奔南镇，延政发兵就攻之，败其戍兵。翘、汉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溃。”
在这里，通过“西鄙戍兵皆溃”可以看出，福州对来自西面建州的防范还是不够，一不小心，便会重蹈前人的覆辙。于是，延义干脆冒险出兵越境作战，此年“二月，曦遣统军使潘师逵、吴行真将兵四万击延政。师逵军于建州城西，行真军于城南，皆阻水置营，焚城外庐舍。”[13]
不过，王延政毕竟占据有实力以及地理上的优势，他一边请兵于吴越以壮声势，一边积极准备兵马反攻。“三月，戊辰，师逵分兵三千，遣都军使蔡弘裔将之出战，延政遣其将林汉彻等败之于茶山，斩首千馀级。“““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馀人，夜涉水，潜入潘师逵垒，因风纵火，城上鼓噪以应之，战棹都头建安陈诲杀师逵，其众皆溃。戊寅，引兵欲攻吴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将士弃营走，死者万人。延政乘胜取永平、顺昌二城。”[14]经过三次战斗，福州兵已经被完全打败，且“自是建州之兵始盛。”[15]
正当建州军队大胜之时，吴越国的援兵才迟迟来到，而且出兵之前，吴越国内还经历了一番争论。作为吴越国的南方屏障，闽国的安危关系到自身的兴亡，所以当闽国内乱之时，为了不被南唐乘势进占，吴越国必须尽快保证对闽国的控制。只是，吴越王不免急功近利，没有理会丞相林鼎的“指陈天文人事，累疏切谏 ”[16]，并于二月“壬戌，吴越王元瓘遣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诠、内都监使薛万忠将兵四万救之。”[17]
我们不知道林鼎的“疏”的内容具体是什么，但林鼎“生于明州大隐村”[18]，一直生活在吴越国境内，对闽国的感情势必淡薄，不存在什么私人隐晦问题。而以一个身居丞相重位的吴越人的身份，对仓促出兵进行“切谏”。况且，此时吴越虽然是出于对自身安危的考虑出兵建州，甚至想以建州的地理优势顺便东向夺取福州，控制闽国，但时机远远没有成熟。事实上，吴越兵在建州也确实无所作为，受到了已经取得胜利的王延政的遣返。虽然当延政要求吴越军离开时，“仁诠等不从，营于城之西北”[19]，但由于受到了闽主王延义在道义上的逼迫，又加上天雨且食尽，最后反倒被延政以武力给赶了出来。
于是，吴越国第一次对闽国的控制尝试，便这样破灭了。不过，虽然失败地极不光彩，但它至少反应了吴越国对闽国的重视，并为之后数年出兵福州提供了经验。
四 福州城主的不断更替
正当闽主王曦（延义）和王延政不断发生军事冲突之时，在福州城内，却爆发了直接导致王闽政权灭亡的变故，以及一系列为了争夺对福州的控制权而引起的权力斗争。
当年扶持王曦上台的拱宸、控鹤二都，因为篡弑前主康宗的缘故，惧怕闽人对自己有所不利，于是在二都的上层领导人之间，互相结为婚姻，以图自保。然而却遇上王曦此人“果于诛杀，尝游西园，因醉杀控鹤指挥使魏从朗。”[20]因此，拱宸指挥使朱文进，以及閤门使连重遇便和王曦的皇后，妒忌王曦宠妾尚贤妃的李氏连手，在后晋开运元年（西元944年）三月乙酉，乘王曦去李氏的父亲李真家探望李真病情的时候，“使拱宸马步使钱达弑曦于马上”。[21]
而既然朱文进已经两次弑主，也就不再顾什么君臣之义，屏弃王氏子孙，自己直接接受众将的推戴，南面即位。并“以羽林统军使黄绍颇为泉州刺史，左军使程文纬为漳州刺史”，[22]又接受汀州刺史许文稹的归附，俨然闽国之主。此年八月，为了取得中原的承认，又“自称威武留后，权知闽国事，遣使奉表称籓于晋。”[23]而后晋，也承认事实，于“十二月癸丑，加朱文进同平章事，封闽国王。”[24]
然而，朱氏政权毕竟并非“正统”，不光其派去泉州和漳州的两位刺史，都被其地部将以恢复王氏基业为借口诛灭，在建州的早已被封为富沙王并称大殷皇帝的王延政，首先就不希望自己的家族遭此劫难。于是，延政一边积极抵御南唐的进攻，一边发兵帮助泉州击退朱文进的讨伐。
不过，此时的福州，已经陷入一片混乱。而时世的混乱，则也导致了史事记载的混乱。根据《资治通鉴》卷284《后晋纪五》开运元年闰月条的记载：
“殷吴成义闻有唐兵，诈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讨贼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惧。乙未，朱文进遣同平章事李光准等奉国宝于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谓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贼臣，富沙王至，何面见之！’帅其徒三十人被甲趣连重遇第，重遇方严兵自卫，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执槊直前刺重遇，杀之，斩其首以示众曰：‘富沙王且至，汝辈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进以赎罪！’众踊跃从之，遂斩文进，迎吴成义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如此，则是林仁翰受到殷人的妄言，先后诛杀连重遇、朱文进，以归建州。然后，王延政才“以从子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继昌都督南都内外诸军事，镇福州；以飞捷指挥使黄仁讽为镇遏使，将后卫之。”[25]而据马令《南唐书》：
“王延政遣统军使吴承佑以游兵巡福州境，绐曰：‘唐助我讨贼，大军至矣！’福州信之，连重遇杀朱文进，裨将林仁翰杀重遇，函其首归承佑。延政以其子继昌守福州。”[26]
若此，则是王延政亲自教唆吴承佑（当为《通鉴》之吴成义）去福州散布谣言，并且朱文进先被连重遇所杀，然后连重遇再被林仁翰所杀。此二者史料尚有相通之处，而据宋人无名氏之《五国故事》：
“连重遇方杀文进，传首建州。以从子继昌来守福州，为淮兵所阻，不得进。指挥使李孺贇乃推卓俨明为主。“““未几，杀之，遂自立。”[27]
如果这个记载可信，那么，我们甚至连连重遇的下落都不知道，而有无林仁翰此人更是未知，且王继昌也没有进入福州城内。而又根据宋人钱俨《吴越备史》卷3《忠献王》记载：
“闰十二月，闽人杀朱文进，寻以僧岩明为主。未几，为其下李仁达所杀而自立，归款金陵。”
这样的话，那么连重遇在这场变故中根本没有出现，或者作用不大，被史家省略了，而林仁翰也一样没有记载。而在宋人龙衮的《江南野史》卷2《嗣主》中，更节省为“时福州民李义杀延政之子自称留后，遣使纳款降嗣主”这一句话。
以上所有混乱的记载，都令后世的史家们头疼，以致于在何勇强先生的因诸多精彩考证为学界所赞叹的《钱氏吴越国史论稿》一书第四章中，也只是含糊地说了一句：“走投无路的朱文进被迫投降。但还没等他见到王延政，肩上的人头已经被忠于王氏的一群老兵拿走了。王延政暂时重新统一了福建。”并没有指明连重遇以及林仁翰的具体情况。
而如果综合诸多史料，则不难发现，《通鉴》和《马书》都认为是林仁翰最终在朱文进和连重遇都死了以后，才投诚于王延政的。而王延政事先是否知道吴成义去慌报军情？则通过两书都说延政事后派出了自己的儿子继昌去接管福州来看，应该即使延政没有亲自教诲成义，至少也是默许他的做法的，因为在南唐军队压境的情况下尽快夺取福州以为后退做准备是很有必要的，只是不敢明言后退的准备怕影响士气罢了。关于朱文进和连重遇是以什么顺序并被什么人杀掉？则《五国故事》和《吴越备史》都没有讲明白，那么或许这个小问题已经成为千古之迷，而两人都在大乱中死去，则是无疑的，但这些人也不一定就是忠于王氏的。关于王继昌到底有没有进入福州城？除了《五国故事》说没有，以及《吴越备史》没提及外，都认为继昌是进去了，而《五国故事》所说的“为淮并所阻，不得进”这个理由似乎有些牵强，因为淮兵在不熟悉闽地情况下，不大可能阻断建州和福州之间的道路，所以应该认为继昌是进去了。
既然王继昌以王延政的代表的身份进入了福州，那么《吴越备史》的“闽人杀朱文进”后，“‘寻’以僧岩明为主”的情况就可以排除了。而之后的情况，则变得清晰起来。据《九国志》记载，在王继昌被王延政派遣送入福州后，受到同时被派遣的福州在城镇遏使黄仁讽的辅佐。但由于“继昌庸懦，无驭下才，人心不安”，且“会江南兵逼建安，将吏知其必破”，所以，福州“上下思乱”。[28]于是，曾经“仕闽为元从指挥使，十五年不迁职”[29]的李仁达，伙同陈继珣，一起鼓动黄仁讽杀了王继昌，并在后晋开运二年（西元945年）三月己亥，立僧人卓俨明为主。不久，即开运二年五月，心怀叵测的李仁达又借口杀了继珣与仁讽，并在阅兵的时候干脆除掉了卓俨明这个幌子，自己当起闽国的主人来了。并且“自称威武留后，用保大年号，奉表称籓于唐，亦遣使入贡于晋 “““又遣使修好于吴越”[30]，取得了所有的能够争取得到的支持。至于《江南野史》中提到的“福州民李义”当为李仁达（李仁达降南唐后，受赐姓名为李弘义，归入南唐宗室，李义当为李弘义的省称。）之误，其杀延政之子而自立恰也属实。
于是，这场从开运元年三月开始，到开运元年五月结束的福州城主的争夺战，以李仁达的最后胜出而告终，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而另一场更大的福州主城争夺战，则还在后面等着这做不幸的城市。
五 南唐对建州的控制
福州城内连续一年多的混乱状态，使得其周边的政权都蠢蠢欲动，想要第一时间占据这块要地。对于南唐来说，这是一个夺取全闽之地，以“恢复”大唐辉煌的绝好时机；对于吴越国来说，这是一个巩固南部边防，顺便训练数十年没打过仗的庸兵劣将的好机会；对于殷国来说，这是一个重新回都闽中，重建王氏基业的时刻；而对于闽地境内的其他各州，这个时候，恰好是他们发展自身实力，以乘乱谋求独立的难得机遇。所以，从开运元年（西元944年）十二月南唐进军建州开始，一场牵动各方利益的福州争夺战便拉开了帷幕。
关于这场战争的准备阶段，则是发生在福州内乱之后数月，南唐军队对建州长达九个月的攻坚战。最初，在朱文进发动政变两个月之后，即南唐中宗保大二年（后晋开运元年）“夏五月，闽将朱文进弑其君曦，自称闽王，遣使来告。”[31]此时南唐方才知道闽国内部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动乱，于是便想以弑君之罪为借口，乘机消灭闽国。不过，南唐朝廷内部对此的意见颇不一致，加上小朝廷一直受到党争问题的缠绕，直到此年十二月，方才“诏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往觇建州“““乃以边镐为行营招讨，共攻延政”。[32]
而最后攻下建州，已是在八个月之后的第二年（开运二年，西元945年）八月份，通过陆续到来的援军的帮助，才“克建州，执王延政，归于金陵，拜羽林大将军”[33]。然后，“九月，许文稹以汀州，王继勋以泉州，王继成以漳州，皆降于唐。唐置永安军于建州。”[34]这样，南唐通过对建州的决定性胜利，才取得了闽地除福州以外其他三州的策略性归附，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南唐已经实际控制了闽地，所以，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拿下福州，才能奠定对全闽的控制。
只是，此时的福州，已经在李仁达的控制下近三个多月了，到保大四年八月南唐陈觉矫诏发兵福州开始第一次战役时，则已经一年多过去了。在这段时间内，李仁达曾经于开运三年“四月，遣弟弘通（降南唐所受赐之名）将兵万人伐之（泉州王继勋）”[35]，但不幸被泉州的新兴军阀留从效在夺取泉州的统治权后击败。从此，留从效便以泉州为基地，走上了割据道路，虽然名义上尚且受南唐统治。于是，福州之西有南唐镇守建州的永安军节度使王崇文，南有南唐镇守泉州的泉州刺史留从效，北靠吴越国，形成了各方都欲争取的四战之地，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不可避免。
六 南唐和吴越对福州的初次争夺
虽然福州对于南唐控制全闽至关重要，但当有人“欲乘胜取福州”时，“唐主不许”[36]，他们“陶醉于表面上的大获全胜之中，认为福建已尽入自己手中。”[37]只有陈觉在当时南唐政坛元老宋齐丘的支持下，向南唐中宗求得了福建宣谕使的职务，前往福州打算以口舌之辩让李仁达自愿入朝。但李仁达根本没有意愿入朝，且“弘义（仁达）知其谋，见觉，辞色甚倨，待之疏薄。觉不敢言入朝事而还”。[38]这样，身为南唐枢密使的陈觉便在回到剑州（南唐取建州后，割建州与汀州接壤之地而置。）后，“矫诏使侍卫官顾忠召弘义（仁达）入朝，自称权福州军府事，擅发汀、建、抚、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监军使冯延鲁将之，趣福州迎弘义”。[39]第一次福州之役正式开始。
对于此战，根据史料，我们可以分以下诸阶段来叙述：
首先，是南唐对福州形成的包围之势。后晋开运三年（南唐保大四年，西元946年）八月“丁丑，（陈）觉、（冯）延鲁败杨崇保（福州楼船指挥使）于候官，戊寅，乘胜进攻福州西关。弘义（仁达）出击，大破之，执唐左神威指挥使杨匡邺。”[40]初战一胜一负。南唐中宗虽然愤怒于陈觉的矫诏，但也不得不听从冯延鲁之弟冯延巳的劝告，“以永安节度使王崇文为东南面都招讨使，以漳泉安抚使、谏议大夫魏岑为东面监军使，延鲁为南面监军使，会兵攻福州 ”[41]。于是，在福州城外，“延鲁、魏岑、王崇文等各领兵万数，四面俱至，围城数重，有国以来，出师之盛，未之有也！”[42]并因此而“克其外郭，弘义（仁达）固守第二城”。[43]
其次，是吴越军队的介入。《资治通鉴》卷285《后晋纪六》开运三年九月辛丑条，“弘达（弘义、仁达）更名达，遣使奉表称臣，乞师于吴越。”直到十月，方到吴越国首府杭州，即《吴越备史》卷3《忠献王》所谓“开运二年“““冬十月，金陵攻福州，节度使李弘义遣客将徐仁宴、李廷谔等求救于王。”此时的吴越国内，新王钱弘佐即位才不过四年，年方十九，但年轻气盛，且在大臣的辅佐下，很快就组建了一支新招募的军队，[44]“命统军使张筠、赵承泰等率水陆兵三万人以救无诸（福州汉时为闽越国首府，闽越王无诸居之，遂名。）。”[45]随后，一个月内，即十一月“己酉，吴越兵至福州，自罾浦南潜入州城。 ”[46]从九月到十一月，不过两个月，吴越军队便抵达福州，远比当初出兵建州救王延政迅速。也可表明，吴越国在此次介入福州战事，是经过了数年的准备，并报了必下的决心的。
再次，是南唐援军的到来。就在吴越兵到达福州之后，“唐兵进据东武门，李达（李仁达）与吴越兵共御之，不利。自是内外断绝，城中益危。 ”[47]在这种大好形势下，“而觉、延鲁、岑各欲功在己，不相应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能克。”[48]于是，“觉奏请（王）建封济师，建封率五千人会之，破福州版寨，入东武门。”[49]东武门属于福州夹城（即本城之外城，上文所谓之外郭。），王建封率军占据福州东面之东武门，把吴越援军与福州守军困在城内。当时，出援南唐军队的还有留从效。
第四，是吴越第二支援军的抵达。在福州围城数月之中，之所以迟迟没有攻克，则是由于南唐几位将领之间的“欲功在己，不相应接”。于是，吴越国再次于第二年（后汉天福十二年，南唐保大五年，西元947年）三月，“复发水军，遣其将余安将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虾浦。”[50]
最后，则是南唐军的溃败。先从吴越援军在城南大破南唐军开始，史称：
“（白虾浦）海岸泥淖，须布竹箦乃可行，唐之诸军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箦不得施。冯延鲁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战，徒老我师，不若纵其登岸尽杀之，则城不攻自降矣。’裨将孟坚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进退，求一战而死不可得。若听其登岸，彼必致死于我，其锋不可当，安能尽杀乎！’延鲁不听，曰：‘吾自击之。’吴越兵既登岸，大呼奋击，延鲁不能御，弃众而走，孟坚战死。吴越兵乘胜而进，城中兵亦出，夹击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诸军皆遁，吴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诸军陈于崇文之后，追者乃还。”[51]
与此同时，在王建封所占的东武门方面：
“或言浙兵欲弃福州，拔李达之众归钱唐。东南守将刘洪进等白王建封，请纵其尽出而取其城。留从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陈觉等专横，乃曰：‘吾军败矣，安能与人争城！’是夕，烧营而遁。”[52]
既然王建封拔寨而回，自然是从陆路的福州城北经过，这样围攻福州城北的南唐军也随之而逃。而福州西门原本就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就处于李仁达的控制之下，南唐军也就无可奈何了。于是，“唐兵死者二万馀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府库为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达举所部授之”。[53]
从而，长达八个月的第一次福州争夺战以吴越国与李仁达联军的胜利而告终，南唐不仅没有占得尺寸之土，而且还大败而还。
七 吴越国对福州的初步统治
虽然吴越国乘着南唐军队的腐败，以及福州守将的归降而取得了对福州的统治权，但李氏兄弟毕竟只是出于紧急情况才主动献土的，这种热情在福州的军事包围得到解决后，还是慢慢地消沉了。
根据《吴越备史》卷3《忠献王》：
“（开运）四年（西元947年）“““三月“““戊戌，王（钱弘佐）遣将余安率水军救福州，大败淮师，获其将都指挥使杨匡业、蔡遇等，伪东南面行营都统王建封等走之，擒戮裨将孟坚等并余党二万余众，器械数十万。李弘义（仁达）归附于我，更名孺贇。夏四月，李孺赟遣弟孺宾来请入觐，从之。”
又同书卷3《忠逊王》：
“开运四年“““秋七月，闽帅李孺贇来觐。“““闰七月，王（钱弘倧）命李孺贇复任无诸，王亲饯于碧波亭。”
身为曾经的福州统帅的李氏兄弟，在福州归吴越国后相继入觐，虽然各自见到的吴越王不同，但两人都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于是，在吴越国权臣胡进思的帮助下，李仁达回到了福州。但是，这样一来，又和吴越派往镇守福州的大将鲍修让处不到一起了。此年十二月癸巳，“威武节度使李孺赟与吴越戍将鲍修让不协，谋袭杀修让，复以福州降唐。修让觉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杀孺赟，夷其族。”[54]这样，吴越国最终还是以武力控制住了福州的局势，保证了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不再失去。
然后，“吴越王弘倧以丞相山阴吴程知威武节度事”。[55]吴程此人，“始在东越，以父荫不事苦学。有谓程曰：‘观子骨法与群儒类，但恨他日登将相，不长谈论耳。’程遂勤学。”[56]以勤学之士，丞相之位，而出任福州边疆，可见吴越国对刚刚归附福州的重视程度。
从开运四年十二月，直到乾佑三年（西元950年）二月南唐再次进攻福州，吴程对福州的和平治理一直持续了两年有余，福州的防御功能也因此得到了加强，从而为第二次福州战役的成功做足了准备。
八 南唐对福州第二次出兵
虽然南唐军队在福州的失利有主观上的原因，但南唐的军队实力确实不能忽视，南唐新占领的建州，在经过王崇文的治理之后，也确实有更加强大的趋向，再加上建州之战中降唐的建州骁将陈诲受命出任为剑州刺史，福州的形势日趋危急。不过，这时不利的条件，则是“是岁（乾佑二年，西元949年），唐泉州刺史留从效兄南州副使从愿，鸩刺史董思安而代之。唐主不能制，置清源军于泉州，以从效为节度使。”[57]这样，福州留氏就彻底摆脱了南唐的阴影，成为独立的藩镇，并坚持明哲保身的原则，对福州保持了中立的态度，使得南唐失去了一部分可以援助的力量。[58]
对福州的觊觎始终是南唐的心病，进而统治全闽更是其梦寐以求的愿望，加上清源军的独立对其造成的打击，作为当初第一个攻打建州的南唐将领，时任建州永安军留后的查文徽一直在寻找机会再次出兵福州。因此，当有人告诉他驻扎在福州的吴越“弃城”而归时，他毫不犹豫地相信了，并马上出兵福州，开始了第二次福州之役。
对于此次战役的进程，综合诸多史料不尽相同的记载，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进程：
首先，查文徽轻信谣言。《资治通鉴》卷289《后汉纪四》乾佑三年（西元950年）二月条云：“福州人或诣建州告唐永安留后查文徽，云吴越兵已弃城去，请文徽为帅。文徽信之。”又《吴越备史》卷4《今大元帅吴越国王》乾佑三年春二月条云：“初，福人告查文徽曰：‘吴越兵已弃城去，请公为帅。’ 文徽信之。”而《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所云“福州诈言‘吴越戍兵乱，杀李仁达而遁’，遣人请建州节度使查文徽”，以及陆游《南唐书》卷5《查文徽传》所云“时李弘义挟吴越兵据福州，伪遣谍来告福州乱，文徽喜”则明显为误，因为李仁达早已为吴越国所杀。或许查文徽身在南唐尚未得知李仁达的生死，而福州方面的吴越守将正是利用这点散布谣言，因为在南唐方面看来，李仁达毕竟是闽人，他如果真的被吴越所杀，正好可以借为闽人报仇的机会出兵福州。
其次，陈诲首战告捷。《通鉴》云：“文徽信之，遣剑州刺史陈诲将水军下闽江，文徽自以步骑继之。会大雨，水涨，诲一夕行七百里，至城下，败福州兵，执其将马先进等。”[59]又《陆书》云：“文徽喜，率剑州刺史陈诲赴之。诲将舟师至福州下，击败其兵，执吴越将马先进等三人。”[60]而《备史》没有陈诲战胜之事[61]，毕竟是吴越王室钱俨所作，出于面子关系，败仗能省即略。《新五代史》把陈诲战胜并俘虏马先进之事置于战役的最后叙述，则是对接下去紧接着的“（李）景送（马）先进还越，越亦归景（查）文徽。”[62]这句话做铺垫罢了。而且陆游《南唐书》卷12《陈诲传》亦明言其所擒吴越将三人为马先进、叶仁安、郑彦华，并通过吴越败将之口，“始知福州未尝有变”。所谓的变乱应该正是吴越军散布的谣言。
再次，查文徽一战即败。《通鉴》云：“庚寅，文徽至福州，吴越知威武军吴程诈遣数百人出迎。诲曰：‘闽人多诈，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图。’文徽曰：‘疑则变生，不若乘机据其城。’因引兵径进。诲整众鸣鼓，止于江湄。文徽不为备，程勒兵出击之，唐兵大败。文徽堕马，为福人所执，士卒死者万人。”[63]又《备史》云：“闽州刺史吴诚（程）诈遣兵数百出迎文徽，诲谏曰：‘闽人多诈，未可图也，宜立寨徐徐图之。’文徽曰：‘疑则生变，不若乘机据其城。’乃引兵径进。诲整众鸣鼓，还于江湄，吴诚（程）与潘审燔等勒兵击贼，大败之，遂执文徽等，士卒战溺死者一万余人。”[64]两书所云几乎一样，可以为信。而《新五代史》云“留诲屯江口，进至西门，伏兵发，文徽被擒”[65]则可以补文徽被擒之地为福州西门。但《陆书》所云“弘义阳遣卒数百人出迎，而设伏西门以待，文徽传令径入其城，陷伏中，大败，坠马，被执送钱塘，将士死者万人。”[66]虽则“弘义”之事明显有误，却也可以证明文徽被所擒之处为福州西门。
最后，则是几乎没什么疑问的两军带着各自的俘虏回家。《通鉴》云：“诲全军归剑州。程送文徽于钱唐，吴越王弘俶献于五庙而释之。”[67] 又《备史》云：“陈诲等率亲部而遁。”[68]又云：“夏四月，王以查文徽等献于五庙，国人为之耸观。”[69]在此之后，两国又遣还各自的俘虏，重新和好，即所谓“（李）景送（马）先进还越，越亦归景（查）文徽。”[70]
因此，对于这场吴越国精心准备的，利用南唐将领查文徽的弱点，一举击溃的战争，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的推论中搞清楚了。[71]而吴越国只所以主动发起此次战役，则是对其福州这块新领地的防御力量的一次巩固，并借此向南唐证明，福州已经是吴越国的领土了。而在此次战役之后不久的“六月，敕授王（钱弘俶）兄东府安抚使弘儇知福州威胜军事”[72]，则更向世人昭示着吴越国对福州的绝对控制以及重视。
九 吴越对福州的长久控制
经过两次说不上多么伟大的战役，吴越国最终实现了控制福州的愿望，并不顾福州只有一州的事实，继续任命威武军节度使，以表明福州在吴越国南疆国防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根据朱玉龙所编《五代十国方镇年表•福州》所考，在吴越国对福州长达三十年的统治中，有二十年是以钱氏宗室为节度使的。不过，虽说从此之后，一直到吴越王纳土归宋，福州都在吴越国的统治之下，但它也并未从此相安无事。
南唐方面，在第二次战役失败之后，再次变更在建州的人事。因为剑州刺史陈“诲在兵间，皆有功，号为名将，遂为建州节度使兼侍中，训兵积谷，隐然为大镇”[73]，他对福州的危险依然存在，并因此而在后周显德三年（西元956年）五月对福州发动了最后一次军事进攻。
《资治通鉴》卷293《后周纪四》显德三年五月丙申条云：“唐永安节度使陈诲败福州兵于南台江，俘斩千馀级。”又《吴越备史》卷4《今大元帅吴越国王》显德三年夏五月乙酉条云：“金陵“““建州刺史陈诲以小船沿溪而下，福州指挥使马进、姚章等执于贼，未几诲亦宵遁。”
而为什么这次是南唐胜利了，但之后的二十年内，南唐再也没有进攻福州，此次南台江之役成为了南唐唯一能够挽回面子的事件？则是其时，南唐正在北方与后周英明之周世宗争夺江北之地，并最终于显德五年三月，“唐主复遣刘承遇奉表称唐国主，请献江北四州，岁输贡物数十万。于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县六十。”[74]南唐的首府金陵未被攻下已属万幸，对于东南之福州，更是无暇顾及了。
吴越国方面，这次小战之后，“六月，王命兄仁俊知福州彰武军事（原注：周改威武军为彰武军，史失书）。”[75]而作为吴越文穆王长子的钱仁俊曾经长期在内牙军中担任要职，并一度被文穆王作为其王位继承人来培养的[76]，让这样一位能干之宗室镇守福州，可以想见其重视程度。
因此，吴越国对福州的控制可以说是很成功的。
结论
终于结论了，通过对闽国、吴越国、南唐国、殷国、清源军、威武军、永安军这诸多政权围绕福州这一地区的一系列事件的描述，我们大致能够想见福州在当时南方诸国地缘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过多的话语也无须再说了，最终吴越国取得了对福州控制权的斗争的胜利，是诸多历史因素作用的结果，并非吴越国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但确实，福州的控制，对吴越国的南方边疆的巩固起了重大作用。
太史政 丙戌仲秋
注释：
[1][2]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34《僭伪列传•王审知》，中华书局1976年。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7《后梁纪二》开平三年四月庚子条，中华书局1956年，下同。
[4]《资治通鉴》卷284《后晋纪五》开运元年三月乙酉条。
[5]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中华书局1974年，下同。
[6]《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四》天成元年十二月条。
[7]《资治通鉴》卷277《后唐纪六》长兴二年四月条。
[8]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90《闽太祖世家》贞明二年冬条，中华书局1983年，下同。
[9]参见《十国春秋》卷91《惠宗本纪》、《康宗本纪》所记三次闽人避难吴越之事。
[10]《资治通鉴》卷278《后唐纪七》清泰元年正月条。
[11][16][18]宋•钱俨《吴越备史》卷3《文穆王》开运元年春正月壬寅条附《林鼎传》，浙江汪汝瑮家藏本《吴越备史》四卷《补遗》一卷，下同。
[12]《资治通鉴》卷282《后晋纪三》天福四年闰月辛巳条。
[13][17]《资治通鉴》卷282《后晋纪三》天福五年二月条。
[14][15]《资治通鉴》卷282《后晋纪三》天福五年三月条。
[19]《资治通鉴》卷282《后晋纪三》天福五年四月条。
[20][21][22]《资治通鉴》卷284《后晋纪五》开运元年三月条。
[23]《资治通鉴》卷284《后晋纪五》开运元年八月条。
[24]《资治通鉴》卷284《后晋纪五》开运元年十二月条。
[25]《资治通鉴》卷284《后晋纪五》开运二年正月条。
[26][42]宋•马令《南唐书》，转引自清人周在浚《南唐书注》卷2《元宗本纪》保大二年冬十二月条注文所引马令《南唐书》原文，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藏民国四年刘氏嘉业堂刻本《南唐书注》十八卷《附录》一卷，下同。
[27]宋•佚名《五国故事》，转引自《南唐书注》卷2《元宗本纪》保大二年夏五月条注文所引《五国故事》原文。
[28]宋•路振《九国志》卷10《黄仁讽传》，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藏清道光二十四年金山钱氏刻守山阁丛书本。
[29]《资治通鉴》卷284《后晋纪五》开运二年三月条。
[30]《资治通鉴》卷284《后晋纪五》开运二年五月丁巳条。
[31]陆游《南唐书》卷2《元宗本纪》保大二年夏五月条，转引自《南唐书注》保大二年夏五月条《南唐书》正文。
[32]陆游《南唐书》卷2《元宗本纪》保大二年冬十二月条，转引自《南唐书注》保大二年冬十二月条《南唐书》正文。
[33]陆游《南唐书》卷2《元宗本纪》保大三年八月条，转引自《南唐书注》保大三年八月条《南唐书》正文，具体战况见同书卷5《查文徽传》。
[34]《资治通鉴》卷285《后晋纪六》开运二年九月条。
[35]《资治通鉴》卷285《后晋纪六》开运三年四月条。
[36][38]《资治通鉴》卷285《后晋纪六》开运三年六月条。
[37]邹劲风《南唐国史》第四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9][40][41][43]《资治通鉴》卷285《后晋纪六》开运三年八月条。
[44]参见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第四章，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下同。
[45]《吴越备史》卷3《忠献王》开运二年冬十月条。
[46][47]《资治通鉴》卷285《后晋纪六》开运三年十一月己酉条。
[48][49]陆游《南唐书》卷8《王建封传》，转引自《南唐书注》卷8《王建封传》正文。
[50][51][52][53]《资治通鉴》卷286《后汉纪一》天福十二年三月条。
[54][55]《资治通鉴》卷287《后汉纪二》天福十二年十二月条。
[56]《吴越备史》卷4《今大元帅吴越国王》乾德二年八月甲寅条附《吴程传》。
[57]《资治通鉴》卷288《后汉纪三》乾佑二年，陆游《南唐书》具体为十二月。
[58]对于《吴越备史》卷4《大元帅吴越国王》乾佑三年春二月条中有“遣“““泉州刺史留从效率兵犯我无诸”等文，我认为不一定可信。从效即使口头答应了，也不一定从行，且同书描述战役之文中并无从效参与具体战事，更多的可能是查文徽为了扩大声势而已。
[59][63][67]《资治通鉴》卷289《后汉纪四》乾佑三年二月条。
[60][66]陆游《南唐书》卷5《查文徽传》，转引自《南唐书注》卷5《查文徽传》正文。
[61][64][68]参见《吴越备史》卷4《今大元帅吴越国王》乾佑三年春二月条。
[62][70]《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此句之前有“诲与越人战，大败之，获其将马先进”语。
[65]《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
[69]《吴越备史》卷4《今大元帅吴越国王》乾佑三年夏四月条。
[71]关于一些细节问题，诸如吴越将领潘审燔是否参战，等等，可以参看《钱氏吴越国史论稿》第四章。
[72]《吴越备史》卷4《今大元帅吴越国王》乾佑三年六月条。
[73]陆游《南唐书》卷12《陈诲传》，转引自《南唐书注》卷12《陈诲传》正文。
[74]参见《资治通鉴》卷294《后周纪五》显德五年三月条。
[75]《吴越备史》卷4《今大元帅吴越国王》显德三年六月条。
[76]参考《钱氏吴越国史论稿》第三章对钱仁俊的考证。
后记：
从暑假开始，我便打算写关于吴越国边疆作战的一系列论文习作，七月下旬的《试论湖州在吴越国国防中的地位问题》一文是其首篇，此文即作为第二篇吧。具体到这篇关于福州的文章，则因为初中对历史课本上的地图感兴趣的时候，看到小小的吴越国竟然也在闽国灭亡后占有福州，而感到不可思义。于是，当以算不上成熟的角度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时，便有了想写点什么的想法。恰好我在网上搜索关于五代十国的学术论文时，看到了一些论述闽国的文章，虽然它们不时专门的论说福州在归属吴越国之后的作用，但却激起了我对闽国一种久远的记忆。九月上旬的时候，又帮一位网友下载一个关于西汉初年闽越国都城遗址的考古纪录片，自己也顺便重新看了一遍，那时，写东西的想法便更加强烈了。
于是，从9月17日开始，我便搜集资料，断断续续一直到9月22日结束。9月23日星期六上午，在拟定本文的题目之后，下午便正式开始撰写了。一直到此日晚上半夜十二点多，写完文章的一半。然后，9月24日下午开始，一直到当日晚上半夜十二点，大致完成写作任务。到了今天，即9月25日上午，则整理了完注释，并写此后记。而对于此文中的大部分直接引用史籍原文，则我是在认真考虑之后，认为毕竟是习作，尽可能多地列出史料能够为以后重新审视这篇文章做准备。况且，我认为一篇真正的论文不在于引用史料的多少，而在于它所包含的作者对问题的分析是否原创，我相信我做到了这一点，以后继续努力！
太史政2006年9月25日星期一上午11点02分